第十三屆環評委員名單公布之後，我與幾位結識於環評會議的女性學者聚餐，談到這屆環評委員會缺少女性委員所引發的爭議，大家不約而同苦笑。

我是在2013年進入第11屆環評委員會。這是歷年來女性委員比例最高的一屆，14位外聘委員中有6位女性委員，比例接近一半。性別比例的平衡不只呈現在數字上，更與專業領域的組合連動。6位女性委員有3位來自經濟、文化、與社會環境（土地管理）領域，讓當屆環評委員的專業背景相當接近《環境影響評估法》的基本精神：「環境包括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可能影響之程度及範圍。」

第一次進入政府委員會的我，心情不免忐忑，為了讓自己盡快上手，我帶著生手的虛心去請教幾位曾擔任環評委員的男性先進，他們都帶著微妙的表情說，妳會入選是因為妳是女性。這種性別考量凌駕專業條件的說法聽起來當然刺耳，也讓我不免懷疑政府委員會維持性別比例平衡的必要性。然而，經過幾次會議之後我漸漸體會「女性」身份不但不是減損專業純度的負面因素，相反地，「女性」身份其實是能夠提高審議品質的專業優勢。環評會議是我國環境治理機制的重要環節，具有對開發案的准駁權，影響力極大，因此會議慣例總是避免訴諸數人頭式的簡單表決，而是盡量採取共識決，給予各個不同專業的委員充份表述的時間。不知道是否因為女性人數較多易於溝通，在那兩年中我經常驚艷於正式會議中的討論品質，委員們的發言不但各有專精，而且大多數人都非常尊重其他委員的意見。同時，我跟其他5位女性委員之間，也很快建立了相互信任與相互支援的會議室情誼，即使我們的環境政治立場並不一致，但基於對彼此的信任，都可以充份表述自己支持或反對某一開發案的理由。在卸任之後，我們仍然保持聯繫並定期聚會至今。

環保署在回覆婦女團體質疑環評會性別比例失衡的新聞稿中，特別引用行政院人事總處於2012年的釋函，將環評會與工程、核能、漁業等委員會併列為「該專業領域女性人才較為稀少不易覓得適當人選」的例子，因此不用遵守女性比例需達三分之一的性平標準。環保署甚至以此次候選人中女性只有8位為由，來強化女性專業人才難尋、擇選環評委員應首重「專業」而非性別的說法。這樣的說法貌似中立，實則犯了幾個常見的性別盲點。首先，如同彭渰雯教授在8月8日《蘋果日報》投書上說，「專業」並不是一個客觀普同的標準，相反的，專業要被看到被肯認才是專業，而增加專業可見度的方式便是展演。曾經參與過各種委員會的學界同仁大概都知道，會議場上的發言內容與發言「氣勢」、發言者的專業程度與專業「形象」，其實是同等重要的。在一直以來重男輕女的公共領域中，一般人認定的專業形象，早就被定型為充滿陽性氣質的聲調、表情、與舉止。過往有許多研究都證實，同樣的客觀條件下，女性的專業會比男性更不容易被肯認。

環保署第二個盲點是，環評會議的評估標的──「環境」，包括了自然、社會、人文等各種不同面向，即使我們暫時同意工程、自然科學等領域中女性專家人數較少（事實上根據統計，環境工程、生態科學等相關領域中的女性學者人數正在逐年提升），同樣需要評估專業的文化與社會環境，可是有著眾多適任的女性專家。如先前評論已經指出，此屆環評委員名單並未完全涵蓋「生活環境、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及經濟、文化、生態等」所需專業，而是獨尊了環境工程，忽視文化與社會因素在環境治理中的重要性。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說，性別組成的單一化，與專業背景甚至是視野素養的單一化，彼此是相互連動的。

第三，環保署以女性候選人數過少做為無法增加女性委員比例的理由，實是掩蓋了遴選過程中的性別因素。環評委員的遴選程序第一關，是請各方單位推薦適合人選，但實際運作中許多人會自我推薦或主動請求朋友推薦。有趣的是，我所聽過的自薦實例沒有一人是女性，而我所認識的女性委員沒有一人是靠自薦而進入遴選程序。這個現象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性別養成方式讓女性比較不傾向於自捧自薦，因此，如果沒有一套系統性的規定，要求各機構積極招募女性人才並且刻意增加女性名額，則環評委員會的候選人才庫將持續充斥著自薦而來的男性專家學者，女性人選的數目也永遠不可能「自然」提高。

參與了4年二屆的環評會，讓我得以見識環評產業鏈的盤根錯節，以及過度強調科學專業而讓環境議題被切割為細瑣的技術問題的危機。然而，與這些女性委員共事的經驗，也讓我看到體制運作的一線曙光。女性並不必然先天擅於傾聽、溝通、或特具同理心，但在以陽性為專業標準的現時氛圍下，女性參與公共領域必須跨過更高的專業門檻、受到更為嚴厲的專業檢驗，而這些性別特定的挑戰其實都是良性的刺激，它們促動了多數女性委員在發言準備上的嚴謹充份，以及對整體會議品質的貢獻。如果我有機會再回去跟當初就教的那些男性前輩對話，我會明白告訴他們，「妳入選是因為妳是女性」並非貶詞，而是一句對我（及其他女性委員）的專業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