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驗室生活》（Laboratory Life）是法國科與社會學者拉圖（Bruno Latour），早期的成名作。拉圖以人類學家的身份，進入科學家吉耶曼（Roger Guillemin）在美國加州沙克研究所（Salk Institute）的科學實驗室，進行人類學研究。拉圖與伍爾加（Steve Woolgar）於1979年出版一年之後出版詳細描述科學事實的社會建構專書，實驗室的主持人吉耶曼，則於1977年獲頒諾貝爾生醫獎，是真正的「雙贏」。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也曾經有過長達九年的「實驗室生活」，這段在實驗室裡動手做實驗、長期參與觀察的生活，對我後來的學術研究與社會服務，都有重大影響。不過當年我進實驗室，不是為了作人類學研究，讓我進去參與觀察的，也不是什麼諾貝爾等級的科學家。因為各種因緣際會，從1995年到2004年，我在先生鄭尊仁的分子生物學實驗室裡進進出出。

1995年的春天，尊仁在美國完成內科與職業醫學的臨床訓練，並且取得博士學位，返台在台大公衛學院任教。而我則在1995年的暑假，才終於收拾好家當，帶著兩個半不大不小的兒女，回台灣定居。到秋天的時候，我們的新家與小孩的新學校就緒了，閒來無事（我在美國「全職媽媽」的生活，除了熱心參與兒女學校的家長會，週末也任教中文學校，其實是很忙的），看完幾本先生書架上的分子生物學科普書，對DNA科學大感興趣，從1995年11月開始，幫他建立實驗室，並且當他免費的兼任研究助理。我從萃取DNA開始，一步一步學做PCR。

我知道許多實驗室科學家都是夫妻檔，我對分子生物學有濃厚興趣，至今都覺得萃取出「自己的DNA」是人生最美好的經驗之一。不過我實在不是手巧的實驗室科學家，接連幾次PCR實驗做不出來，實在氣不過，請尊仁跟我並肩一起做，電泳他清清楚楚兩條線，我就是跑不出來，臉上三條線。

還好尊仁很快建立好實驗室，也收到好學生，有能幹的研究助理。隔年夏天我親愛的媽媽病了，我在台大醫院進進出出一整年，一邊準備投考台大公衛學院的「健康行為研究所」（當時還只是衛政所的一個組）。我清楚知道，我或許不是很好的實驗室科學家，但可以是很好的行為科學家。1998年的夏天，媽媽等不及我博士班放榜就走了，秋天裡我一身黑衣，成為台大公衛學院的博士班研究生。

進入博士班之後，我雖然不再做實驗，還是常在先生的實驗室進出（當年他的實驗室與辦公室相連）。我無法「隨遇而安」，無法在圖書館或是咖啡廳，人來人往的地方安靜唸書或是寫作業。我需要一張桌子，一台電腦（當年筆電還很貴，也很重），感謝先生慷慨在他又小又擠的辦公室，硬是擠出一個小角落，讓我可以專心讀論文、寫作業。先生的研究生稱我為「師母」，也是我的研究所上課的好同學。博士班六年，我與台大職業醫學與工業衛生研究所的師生亦師亦友，其中最大的收穫，就是一路跟隨RCA（美國無線電公司）案的研究。

位在桃園的RCA廠，關廠後爆發嚴重的地下水有機溶劑污染，1998年宣告整治失敗，離職員工懷疑罹癌與地下水污染有關，組成自救會。台大職衛所的師生，在王榮德教授的帶領下，執行環保署的委託計畫，在RCA廠的周遭進行毒理學、健康風險評估與環境流行病學研究。1998年夏天的第一次場勘，我已經考取台大公衛學院的博士班了，但是學校還沒有開學。我剛看完當年美國報導文學暢銷書《法網邊緣》（Civil Action），決定效法報導文學家，跟隨調查地下水污染的科學家與律師，進入污染場址與法庭。地下水污染的調查研究曠日廢時，毒物侵權訴訟要等研究結果發表，才有證明因果關係的證據。在我就讀博士班期間，台大公衛學院的研究團隊發表健康風險評估、毒理學與環境流行病學，三篇研究報告，證實居民健康與地下水污染有相關。而勞委會勞工安全研究所的團隊，勞工職業流行病學的研究報告，則發現曾經在RCA工作的勞工，罹癌的比例較高，但是在統計上並未達到顯著。職業流行病學的研究結果發表後，引發準備提起訴訟的勞工不滿。於是2003年，在我取得博士學位的前夕，國民健康局又委託台大公衛學院的團隊，想要進一步瞭解RCA勞工的訴求。我放下寫到一半的博士論文，帶一名能幹的助理，開始訪談RCA勞工，自救會幹部，以及工傷協會的重要成員。計畫結束後，王榮德教授的研究團隊，重起職業流行病學研究，並且連結RCA勞工的子代，進行生殖危害研究。我在計畫結束之後，順利取得博士學位，並且留在台大公衛學院，擔任專案計畫研究員，協助執行國民健康局的委託計畫。

在台大公衛學院的博士班期間，我已經熟習生物統技與流行病學，再加上參與女學會與科技與社會研究社群，得到許多女性主義的養分。博士後為了報名參加性別與醫療研討會，我重新閱讀女性主義科學家珊卓‧哈定的演講稿「誰的科學？誰的知識？」再次翻閱RCA案已經發表在國際學術期刊的生物醫學論文，彷彿被雷打到。我只花幾天的時間，很快寫完〈女人與水：由性別觀點分析RCA健康相關研究〉，批判討論公共衛生研究裡的性別盲點。這篇論文在性別與醫療研討會中得到許多性別研究前輩的鼓勵，後來正式發表在《女學學誌》。

〈女人與水〉是我所有論文中，「點閱率」最高的。常有朋友問我，這些分析資料是怎麼來的？我的回答都是：「這是我在台大公衛學院裡，超過六年的田野研究。」從1998年第一次進入RCA場址，這幾篇研究報告的討論與計畫審查，我都在場。從完全不懂統計與流行病學，到必修學分終於修滿，懂得其中的眉眉角角，再加上2003年的深度訪談，我清楚知道這些生物統計資料的各種缺失，我知道我的批判討論是有力道的。雖然〈女人與水〉在RCA訴訟初期，幫不了大忙，但是2008年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成立，我開始有正式的教職，又有科技與社會社群的支持，我加入RCA訴訟顧問團，全力協助訴訟。而當年一起執行RCA研究計畫的毒理學家、流行病學家、暴露評估專家則逐一站上證人台，出庭為RCA勞工作證，並且協助反駁RCA公司以高薪越洋請來的專家證人，RCA案的原告勞工接連勝訴。在死亡與罹癌勞工因果關係確立，三審定讞之後，在法庭裡兩造爭執的是沒有外顯及病的勞工，是否有DNA損傷。出庭作證的，是當年教我做實驗的分子生物學家，我的好伴侶。我坐在法院旁聽席裡，聽尊仁跟法官詳細說明DNA科學，心中有無比的感動。

這是一段神奇的實驗室生活，雖然我的「報導文學」因為RCA訴訟還沒有結束，部分內容還無法解密，但是這個故事的結局，不是科學家得到諾貝爾獎（像拉圖《實驗室生活》的科學家），也不是律師破產（像《法網邊緣》的原告律師），而是一群學者專家、律師與勞工團體一起努力，終於為受害勞工爭取到公平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