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王慰慈和井迎兆兩位導演合作的紀錄片《科技與性別——數學女鬥士徐道寧》（2015）中，台灣第一位女數學博士面對鏡頭說：「沒有任何研究表明女生不適合做數學研究。相對來說，她可以更安靜、更細心的，一張紙、一支筆，就可以很快投入。」

徐教授最初的志願是像父親一樣從事土木工程建設國家，但戰亂中（日本侵華），她留在北京讀大學，缺乏工科的設備，而選擇了只需紙筆的數學。畢業（1947）後因台灣需要師資，她到蘭陽女中任教，然後留了下來，之後任教師大、留學德國，拿到博士學位，放棄了隨德國老師、同學一同移往美國大學的機會，回台協助開創清華大學數學研究所，並致力於編寫中學新數學教科書。51歲便為了照顧生病的父親而提早退休，以致未能全力從事尖端數學研究。她85歲因傷住進竹東的保順養護中心，教住民利用幾何原理用彩紙摺成多面體，琳琅滿目的彩球、可愛豬、老飛機掛滿了養護中心。徐教授或許因為對家國的責任感錯失了攀登數學頂峰，卻仍在身旁的郊山不斷尋求突破和創新。

王、井兩位導演的新片《學數學的女孩們》（2017）說的是下一代台灣女性數學家的故事，她們終於有了攻頂的機會。其中最受矚目的有四位：1970年台大數學系畢業的張聖容、金芳蓉、李文卿和吳徵眉。當時美國向全球吸取人才，而中國大陸正值鎖國，她們大學畢業即有機會留學美國，之後分別在幾何分析、圖論、數論和函數論方面表現傑出，成為世界領先的數學家，任教於美國知名大學。她們成長於沒有戰爭、生活安定的台灣，雖然1950、1960年代物資貧乏，但她們住在城市（台北、台南、高雄），師資優秀，受到很好的啟蒙。她們的父母與徐教授年齡相仿，同一時期從大陸到台灣，母親們有的是職業婦女、有的是家庭主婦，但都智慧堅毅、重視子女教育、不分男女。比起同時代的許多女性，國小、初中畢業便到工廠賺錢養家、供兄弟上學，她們得到更好的栽培。進入大學以後，也幸運遇到王九逵、施拱星等良師，打下紮實的數學根基，而有日後的發展。因為各種原因，本片的故事以張聖容、金芳蓉為主，但李文卿等人的訪談也散見於其他文字紀錄和網路。

1957年楊振寧、李政道獲得諾貝爾物理獎受到媒體大幅報導，吸引了有志青年攻讀物理，台大物理系成為第一志願。但楊振寧的談話：數學是基礎科學，而當時的數學是呈放射性發展，大有可為，吸引了張聖容放棄同樣心愛但就業機會較差的文學，選擇了數學；金芳蓉考慮自己不喜歡動手，放棄了熱門的醫科，選擇只要紙筆不需研究室的數學；李文卿則是由於自信心不足，放棄高手雲集的物理，到比較冷門的數學系。沒料到那一屆的數學系集中了各女校第一、二名的畢業生。女生們一起讀書、一起遊玩，切磋砥礪，創造了歷年台大數學系最佳的學術表現，超過男生，成為傳奇。其實1962年畢業的那屆也有多位資質優異的女生曾被師長寄予厚望，但婚後大部分中止了研究，直到子女長大後再投入工作，而少有特殊表現。

數學研究本身有它的魅力，吸引著數學家們不辭勞苦、情不自禁地奔向它，享受那用長時間思考換得答案的樂趣，甚至「上癮」。然而就像其他專業一樣，女性因為生育的生理功能和持家育幼顧老的社會分工，在學業、工作上最需衝刺的階段也需為家庭生活投入最大精力，阻礙了事業的發展，卻因此被認為天生能力不如男性，以致必須加倍努力、表現更好，才能和男性一樣得到認可。這種社會文化的障礙必須用制度來移除或彌補，例如消除職場歧視、好的產假和育嬰假、托兒托老、家務分擔等。否則除了特別幸運的少數，大多數女性將永遠居於第二性不得翻身，沒有機會享受攻頂之樂。張聖容回憶剛拿到博士學位時換工作不順利，情緒低落，感覺不被當回事，沒人期望她做研究，幸好指導教授寫信鼓勵，才能堅定意志，持守數學之心。她在加大洛杉磯分校教書時，白天靠父母照顧小孩，而做數學不必進實驗室，可以邊打掃邊想，邊哄孩子入睡邊想，所以是適合女性的沉靜工作。她更充分利用育嬰假減少工作量，卻不停止做研究。

受訪的張聖容和金芳蓉都有美滿的家庭生活，另一半不只是數學家，而且是密切合作的研究伙伴，這種完美組合在人世間發生的機率大約不會太高，若是以此為標準來衡量個人成敗並不公允。然而事實上人們卻常用個人的婚姻狀況來品評女性——尤其是事業有成的女性，而加重其壓力。在本片的首映座談中便有觀眾肯定張聖容，認為她雖卓然有成，卻仍不失溫婉，顧好家庭，不是可怕的女性主義者。嚴格說，這種以傳統男性的眼光公開評價女性（不論個人或群體）的作法便是性別歧視。

若男性數學家與非同行婚配依然能遨遊數學天地，獲致高成就；女性數學家卻往往需要和同行結為伴侶、需要娘家勞務支持，才能得到充分發揮和認可，那麼這個世界對女性仍然存有巨大、有待克服的障礙。

百岳或郊山靜靜站立，向所有的男人和女人召喚，阻止人們前進的，除了個人的興趣，便是人為的制度了。在一個相對理想的社會，這制度應力求公允，沒有任何歧視。❤️

*原文刊載於女性主義起點站，經作者同意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