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醫事務在整體醫政事務當中僅占了一小部份，但中醫做為傳統醫療，卻方方面面與其他現代社會部門扞格，從考試、訓練、醫療到食品，中醫議題總在社會產生不少爭議。本文以作者參與的「中醫負責醫師訓練計劃」的政策討論為例，談台灣中醫在現代醫療與現代社會體系當中產生何種問題，又該如何自處與調整。

筆者從在學時期就常參與中醫政策的相關活動，參與過程中常發現專業領域中的公共事務參與，如公、學會，女性向來是少數。因為許多因緣巧合，筆者踏入了公共事務領域，並且參與了不少中醫相關議題的政策討論，這篇專題將簡單的與讀者分享筆者在中醫政策方面的觀察與想法。

近十年來，台灣中醫界遇到的議題五花八門，例如，中醫特考停辦、中國中醫學歷是否認證、中藥行沒落、中藥調劑權爭議、民俗調理業與輔助人員法、中醫負責醫師訓練、中醫專科推動與否⋯⋯為什麼中醫在現代社會會遇到這麼多複雜難解的議題？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傳統醫學」於「現代社會」體系當中，有著天生不相容的體質。

由於現代社會講求科學化、專業化，政府治理同樣也朝向這些目標來制定政策。與國民整體健康直接相關的醫學體系，自然是以西方醫學為主，中醫在這樣的體系當中顯得格格不入。台灣醫療體制與政策方向，大致延續國府大陸時期以及台灣日治時期的醫政模式——也就是以西醫為主體的醫政建構，因此中醫的發展亦須配合西醫醫政模式的佈局並受其制約。1971年衛生署成立，中醫界最高指導單位「中醫藥委員會」，僅是作為一個附屬諮詢單位，缺乏實質醫政權力（葉永文，2007）。雖然，在2013年，中醫藥委員會隨著衛生署升級為衛生福利部而改隸為中醫藥司，但其本身編制並未擴大，相關權力也與過去做為中醫藥委員會雷同。

從中醫醫政受到的種種限制，可以看到「她」在西醫體系裡面遇到的各樣難題，自然可以理解中醫醫政單位，「恨不得萬事跟西醫一樣才能平起平坐」的焦急心態，就像女孩在男性優勢的社會中覺得自己應該也可以「像男生一樣」而拼命努力著。從中醫藥委員會到中醫藥司，面對處處受限的中醫藥發展，仍持續以西醫為模板，試圖建立制度。以筆者參與最深的「中醫負責醫師訓練」為例（以下簡稱負責醫訓練），就因承襲西醫的畢業後PGY訓練(Post-graduate years training)，反而造成許多重大負面影響。

西醫PGY的起因於2003年SARS發生，西醫界開始檢討缺乏整體觀的專科訓練制度。藉由因SARS而來的捐款挹注，西醫PGY從三個月逐漸延長至兩年，配合學制從七年改易為六年，現在的西醫PGY已經等同絕對必要的「實習」階段，屬於正規醫學臨床教育的一部分。然而中醫仿照PGY制定的「負責醫訓練」，不僅從一開始就缺乏訓練經費，也並非所有醫院都願意配合這個政策，再加上中醫藥司無權要求以西醫為主的醫院收受訓中醫師，所以自開辦以來，各醫院開出的訓練名額始終不足以容納所有的中醫畢業生。

中醫藥司也明白資源不足與名額不夠的現實，因此沒參加「負責醫訓練」並不影響中醫師「執業」的資格，只影響到「開業」資格，意即如果沒有參加負責醫訓練，未來將無法擔任診所負責人。訓練名額缺乏自然衍生出諸多問題，當所有畢業學生都往醫院擠，醫院沒辦法收到真正想在醫院長期發展做研究的醫師，診所也招聘不到新的醫師。為了因應訓練名額不足，中醫藥司又增加「代訓」制度，讓診所中醫師白天去醫院受訓，晚上再回到診所看診。然而代訓制度讓年輕中醫師必須在兩年間，每日穿梭於醫院與診所，在醫院的受訓也沒有任何津貼，只能靠診所的門診業務來取得收入。對於診所而言，無法安排受訓醫師在白天看門診，間接影響了診所的經營模式。

中醫負責醫訓練先天不良、後天失調，年輕中醫師如果要取得開業資格，變得比所有其他醫事人員更加困難。也因名額缺乏，為求受訓資格，面臨越來越差的聘雇與勞動條件，甚至在職場受到騷擾也常選擇隱忍不發。2017年，年輕中醫師集結在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要求「建立真正健全的中醫畢業後臨床訓練制度」，通過5000人連署，後續筆者也擔任代表人與政府溝通。有鑑於中醫執業環境確實產生劇烈變化，也亟需團體單位進一步與政府進行溝通，筆者在2018年底成立「台灣中醫執業環境改革協會」，為年輕中醫師發聲。

參與公共事務至今，有一些心得體會，以下從性別、世代、權力三個面向來談。首先是女性踏入公共事務領域必須要有相當膽量。由於討論政策的場域多半由男性主導，往往欠缺性別敏感度，未妥善考量到不同性別的差異與需求。此外，參與公學會也常會面臨應酬聚餐的場合，需要很多應對進退的功夫。再者，不少公共政策是由上而下地，請業界德高望重之輩替年輕世代決定未來怎麼走，然而十年前的政策已經無法反映十年後的需求，卻常無法快速應變調整步伐。

以負責醫訓練為例，政策規劃將近十年，但在訓練開辦時仍未解決自身資源不足的問題，過往政策規劃也沒有納入年輕世代的聲音與想法，因此造成世代衝突對立。，雖然師長認為「有訓練制度總比以前一畢業就開始看診好」，但一個不完善的訓練制度，最終對於整體中醫界的傷害其實大過利益。

最後，基層團結其實相對困難，雖然在政府的努力之下，勞動三權、三法逐步完備，然而對於中醫執業型態而言，因執業單位小（多在診所），或執業單位為附屬單位（醫院中醫部），勞工可用的罷工權與團體協商，在實務運作上都會產生困難。雖然有「公共政策網路參與平台」這種便利的網路意見表達工具，但它的力道相對不足；集結成立人民團體，成本又稍嫌高昂，在權力結構實在過於懸殊的情況下，基層參與公共政策討論的意願自然相當低落。

關於台灣中醫該如何繼續走下去，今年在中醫界的努力之下《中醫藥發展法》通過三讀。雖然是一份宣示性的法案，但至少是中醫作為傳統醫療在現代醫療體制中該如何自處與調整的開端，期盼未來中醫公共政策的領域有更多女性與年輕世代參與，打破僵固權力結構，讓中醫發揮她的溫柔力量。

參考文獻：

葉永文（2007），〈台灣民主化時期的中醫醫政發展〉，《台灣醫學人文學刊》8(1-2): 6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