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不會環境讓女孩們就像「濫竽充數」裡的獨奏者一樣，明明就是眾人目光的焦點，卻自以爲是得逃之夭夭的南郭先生？

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之一只是個副教授，剛好是女的那個，學界一片譁然，能做出得諾貝爾獎的研究怎麼會升不了正教授？而這位史崔克蘭（Dr. Donna Strickland）僅是諾貝爾物理學獎頒發113次（212人）以來第三位女性。學術界這樣的性別失衡你說該不該擔心？

其實越來越多的女性投身學術，然而在金字塔的頂端多半還是男性的身影。就連我任職的文學院，教書的時候放眼望去多半是女孩，然而院務會議裡兼任管理職的教授卻泰半為男性。到底從教室到教授辦公室，女孩們都到哪裡去了？

史崔克蘭本人在受訪的時候，僅輕描淡寫地說自己已拿到終身職，所以沒想到要申請升等 。當然她個人的原因我們不得而知，只不過這絕不是單一事件。我的同事就告訴我，她有一名男同事即使資歷尚未達標，每年都固定申請升等；反倒是資深的女同事總是要系主任特別鼓勵，才願意申請升等。

為什麼學術界的女性不若男性積極升等呢？學術界的升等其實跟業界不同，不是老闆看你的表現決定升你的官，而是位子一直在那裡，要自己決定什麼時候申請升等。所以過程中得細數自己的豐功偉業，努力去說服別人自己有多麽優秀，多麼實至名歸。這對許多女性來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研究也顯示高成就女性常有所謂「冒名頂替症候群」（Impostor syndrome），她們相信自己的成就不是因為自己的能力好，而是因為運氣好。而升等的申請表，就像「濫竽充數」裡的獨奏一樣，得成為眾人目光的焦點，許多高成就的女性明明是音樂家，卻自以爲是得逃之夭夭的南郭先生。

我自己也身受冒名頂替症候群之擾，常常懷疑自己怎麼拿到這份教職的。自己不是名校畢業，身旁的同事也不乏哈佛耶魯牛津劍橋之輩，申請這份工作的時候他們到底是看到了什麼我看不到的東西，願意聘我？要是他們發現我其實能力不足那該怎麼辦？工作的頭幾年，每天過得提心吊膽，深怕他們會發現我南郭先生的真實身份。等到做久了才開始慢慢瞭解自己只是英文沒有他們好，能力並不會比他們差。一開始寫評鑑或升等報告時也抓不到訣竅，總覺得「滿招損，謙受益」，做人還是謙虛一點好，不要太招搖。後來看了一些同事的範本才發現太謙虛人家是看不到你的優點的，得練習不卑不亢地客觀敘述自己的成就，自然流露的自信才是王道。

性別失衡也常見於學術界的分工。跟家庭內的家務分工一樣，不知道為什麼雜務總是擔在女性身上的多。在史崔克蘭的新聞出來之後，我好奇上網查了她的網頁，一眼就瞥見她教的正是大一必修的力學。大一的基礎課程雖然容易，但是其實最難教，因為新生對於環境通常還不適應，課程內容又得生動有趣不然學生上完就後悔轉系了，所以像這種需要有愛心有耐心的工作就會不小心落到女性同仁的身上。在我任職的學校，這樣的情形也是屢見不鮮，勞力密集的初級課程都是女同事教，研究密集的高階課程都是男同事在教，等到升等時大家只看得到一篇一篇論文的點數，不大有人在乎一朵一朵辛苦灌溉的小花。一般來說也較常見到學界女性花心神在照顧後輩、輔導學生，我的每個女同事們辦公室桌上都有一盒面紙，因為總在不經意的時候會有脆弱的學生在辦公室會面時哭得梨花帶淚，這些工作女性們都做得心甘情願，但卻從來寫不進評鑑表格。

如同業界和政治圈，學界也是有所謂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女性步入領導職有一道衝不破的障礙，這也許也是許多工作已經穩定的女性學者不願進一步往這方面發展的原因。雖然二十一世紀都已經過了五分之一了，大多數人還是習慣讓男性領導：同樣要求下屬，男性是領導力強，女性則是跋扈專橫；同樣運籌帷幄，男性是雄才大略，女性卻被叫做奸詐狡猾；同樣追求工作家庭平衡，男性是顧家好男人，女性則是恪守本分；男性流淚是有血有肉，女性流淚則是情緒化。社會給女性不同的期待往往讓女性感受到無形的壓力，而對領導職望之卻步。做好自己的研究，教好自己的書就好了，人活著何必這麼辛苦？

幸運的是，在我所工作和居住的環境，不乏優秀的女性領導者，為我們示範溫柔而堅定的力量。紐西蘭總理阿爾登在幾次領導國家度過危難的時候，展現出她無比的同理心和清晰的條理；我自己的系主任不但是研究優異的正教授，也讓我看見她強勁的韌性卻不失優雅的關懷。雖然在這些位子的女性還是少了些，但是總是有這些好榜樣告訴女性們，其實我們也做得到。如果我們喜歡教大一力學，當然就義無反顧地去教，但是不要讓其他人定義那是我們唯一能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