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待人生的下半場

張苙雲（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過去三十一年由眼淚、笑聲、使命共組的學術研究生涯，不間斷的研究計劃、投稿退稿／出版、教書／指導論文、審查、研討會、計劃會議的日子，如今因著從中研院退休而劃下休止符。我很幸運可以在還算年輕的時候，停、聽、看。

被喚醒的性別

做為七零年代初期極其少數女性研究人員，且未婚，從所裡工友的一聲「張姑娘」的稱呼；參加研討會時接待人員招呼與我同去的男同事坐下，並將我的座位指向另一角落「研究助理的位置在那邊」，強烈地提醒我，我是當時學術社群的新品種。無論是雞立鶴群或是鶴立雞群，戰後出生，在台灣受完整教育的女性愈來愈多，許多女性進入傳統上以男性為主的職業。我站在這波浪潮的前端，卻我沒有察覺自己是少數，當然也不會將少數等同於弱勢。一位日本學者曾經對我說，很驚訝地觀察到與大家同桌吃飯之時，我居然沒有起身招呼在座的男同事，反而自在地和大家一起相互敬酒，雖然我不喝。我很自豪地回應道，在台灣女研究人員和男同事們是平起平坐的。當然，後來我承認，我很天真。其實，多年的研究生涯，不乏挫折和挫敗，當有些機會沒有落到自己頭上時，些許失望之時也從未夾帶性別情結的歸因。

對性別議題的魯鈍，可能和我成長的家庭環境有關。我高齡八十八歲的母親，因為她奶奶的重男輕女，以致無法唸書，她在逃離盲婚啞嫁的安排之時，誓言要嫁給唸書人，子女要唸書。在父親的觀念裡，雖然女兒和兒子都是自己骨肉，但要對女兒特別好，因為不知道將來嫁得如何，如果夫家不好，豈不一輩子受苦。我們被教導，有本事別人是攔不住你的。受到外國思潮的影響，七零年代後期至今台灣婦女運動以及性別研究的發展，兩性平權的概念，已深入人心。二十一世紀初的高中學生，他們期望的職業，絕大部份已不帶有「男生的職業」或「女生的職業」的色彩。國內性別相關研究，同時也帶動質化的研究方法，形成一股批判的風潮。但相對於國外兩性不平等，堅實論證和實證證據的論文，在台灣並不多見，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我認為性別意識運動開拓二十多來至今，應該是時候跳開「揚質化、貶量化」的思維，跳開小樣本的故事舖陳，將兩性在職場、教育、家庭、身心健康、參政等等的差距，放在假設檢驗的格局去研究。坦白說，學界對性別議題的討論和批判，大多援引國外資料，許多政策切入的點和方式，其實沒經過什麼辯論，以「應然」的架勢出現，雖然有其階段性任務不得不然，但我認為婦女運動和性別研究可以在社運框架之上，加上核心價值的論述，深化我們追求的平等之時，同時處理與其他價值之間的衝突和緊張。也就是說，此時的性別研究，尤其在制度性設計，性平法以及政府各層級的婦女權益促進會、性別統計等，已大致就緒之時，是可以回歸說理。我對於過去幾年藉著婦權會的行政決議，將性別統計延伸進入學術研究計劃，要求檢討研究計劃、學門召集人或其他學術行政主管的性比例，就十分不以為然。將性別納入學術評量的考量，對女性學者而言，是褒是貶，一目了然。我感謝學界同仁指出「性別盲」，喚醒了我的性別意識。觀察近年的發展，更讓我再三反省和思考，兩性平權的真諦和性平的盲點，以及這些發展對女性學者的非預期後果。

由省籍改稱族群：政治標記的賦予

民國六十八年我仍在美國寫博士論文，父親要我寫信到廣西柳州給某人，我覺得奇怪。直到將收到回信轉回台北，他才在電話中提到廣西是他的老家，我的原籍不是廣東，而是廣西。直到民國七十七年開放大陸探親，祖籍是廣西的意義才鮮活起來，為從小生活的片斷，提供了新的理解。父母親朋友極少。從小家中往來的人，除了教會外，就是一年三節那些無家可去的阿兵哥老鄉，他們都和母親這邊有關：同村的、同村的朋友、朋友的朋友。過年過節無處可去，因此三三兩兩，在不同的時候來家，住上一兩天，多半自己弄吃的，喝兩口酒。父親沒有親戚，沒有同鄉，只有老同學。他的同學每年在家聚會一次，他們講話的口音不同，後來才知道是廣西話。從民國38年到台灣，直到民國77年，近四十年之後他可以回家，我才意識到，原來他也有父母和兄弟姊妹，因此，我也像許多本省籍同學一樣，有大伯、叔叔、堂兄弟姊妹。我從未機會從父親口中認識自己的根，因為他探親回來一週，就中風失語、失智，三年後去世，沒有留下隻字片語。他去世多年後我才有機會回到老家，見到親人。

成長過程中，父親未曾提過自己的出身經歷，生活在巨大的沉默和隔離中。在經濟極為困頓的當時，在家可以讀到文壇、中外雜誌、傳記文學、今日世界，加上武俠小說、粵劇和平劇。他很小心地引導五個小孩，避開政治，考丙組或考丁組，但不填法律與政治，柔性勸離當時社團活動的參與。很少聽他說什麼，更從未聽他和母親批評過什麼。這樣家庭出生的人，進入學圈之時正是各類政治言論和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威權時代發生的悲劇，跨過時空、漫過肩頭，悲情的空氣，濃得讓人無法不跟著主流，集體反省和批判。受惠於當時浮出枱面各種人事物的資料，讓我對台灣這塊土地曾經發生的事，有了更多的暸解，對這塊土地的認同更為清晰。也在這段期間，省籍差異轉換成為族群政治的一環，台灣有了四大族群的論述，外省人是其中之一。為什麼來自同一個地區，但因為時間先後的關係，就成了不同的族群？台灣民主化的進程中，這樣的政治建構，起了什麼作用？對埋藏在研究實證證據中的意識型態，做為研究者，應如何看待呢？研究論文中的情緒和信仰，如何安放才妥適呢？我沒有答案，但直覺上認為，省籍差異的詮釋和轉化成族群政治的論述架構，似乎模糊了更應該處理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的階級緊張，似乎有超過純學術的可能性。我觀察、我無語，謹守父親用身教學習而來的沉默。我相信他不是沒有意見，正如我不是沒有意見一樣。那段時間，理既一時難以陳明，安靜等候未必不是一個妥當的選項。

專業霸權可以被挑戰

做為早期以醫學的社會學研究為專長領域的我，對話的對象以心理學、精神醫學的同事最為自然，和公衛領域和人類學的同事，亦多有重疊。對於我原本學科領域的社會學同事，能分享醫療衛生研究發現的就少之又少。為了學術身份認同，促使我在以醫療照顧為研究主題之時，同時發展純社會學的研究主題。不可否認，腳踏兩條船，而要平衡前進，對我是高難度的挑戰，雖然免不了有而跨領域主題所內生的「認同失落」和「知識分裂」的掙扎，然而，受益於不同領域同事朋友，由他們的專業視野的分享，所帶來的喜樂，仍然強烈地吸引我持續往跨領域的方向前進。

對醫療場域的研究，以父親重病住院，我在醫院照顧他而有機會近身參與觀察醫療活動為分水嶺。有了第一手的觀察，許多課題湧入腦際，諸如人際信任與制度信任、人情關係、科層神話、專業霸權、組織間關係網、求醫的理性模型、產業競爭、結構轉型等等。近日為了與醫學院同事有所對話，回顧了過去研究可能會引起他們興趣的部份，自己再讀，仍然趣味盎然。

民國七十八年前後，我有機會受聘為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委員，兼醫療糾紛鑑定委員會、人體試驗委員會等委員。我很認真，除非出國，幾乎每會必與，全程參加。在非醫即法的委員會成員裡，我是少數分子，在性別上，更是少數。很多時候，我是唯一的女性委員。新手觀察了一段時間後，我開始發言。感謝當時兩位醫界前輩前後任主任委員，楊思標先生和羅光瑞先生，因著兩位先生的支持，做為少數的我，提出的異議，並沒有受到打壓。有時候甚至會特別徵詢非醫療委員的意見。在諸多發言說理的機會中，有些理念經過多次堅持持續的溝通下，逐漸成為共識，例如沒有記載於病歷的醫療動作，應視為沒做；委員會中的利益揭露等等。直到八十九年底，我曾擔任衛生署首次成立的醫療倫理委員會委員、人工生殖法委員，還有一些有的沒的委員會。在衛生署十年有多的體制內參與，促成我走出體制和一群同好，成立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

將自己的研究以及長期對醫療的觀察，轉為社會運動，是很刺激的。全世界的醫療人員都是如此，他們稍不留心，就會忘記，他們的理所當然，並不等同於一般民眾的理應如此。一談起病人的抱怨，很自然地就舉trouble patients有多麻煩，健保給的那麼低，民眾要求的是俗又大碗，理由一太堆，總而言之就是不能面對質問。而問題是，真有一大票民眾是他們口中的「醫療素養」不甚了了的，包括學界的高級知識份子，感冒第一件事就是跑醫院診所，吃一天藥沒好，就忙不再去。生起大病，常無法清晰具體說清楚自己的狀況。

醫改會所倡導的議題需要堅實的證據，據此以與政府和醫界對話。為了要說理，內容不免生硬，無法帶出感情；為了怕被打倒，免不了推出成堆資料。這時我的社會科學研究法訓練就派上用場。醫改會所倡導的議題更要引起民眾的共鳴，在語言的運用要力求口語，議題的選擇上，要開拓民眾參與的空間。因此每個專案都反覆討論，極盡挑剔，每發務必精準地射中目標，不僅媒體要露臉，也要達到改變政策的實質目成效。這十年的社會倡導的經驗，過去在衛生署不同委員會成員的經驗加上相關研究，當然有幫助議題切入點的選擇。但是，讓我深深感動的是，我見證了台灣社會力的成熟。不講悲情故事的醫改會，十年以來仍能站穩了腳步，逐漸成長茁壯，我深引以為傲。這十年，和一群伙伴勇敢講真話、快樂做醫改，我何其有幸能為自己的夢想努力。

公共財可以被創造

開展以全國代表性樣本的格局，收集青少年學習成長歷程的資料的「台灣教育長期追蹤資料庫」（簡稱TEPS）建置計劃，完全出乎生涯規劃之意料。七零年代初期華嚴、葉啟政、楊國樞、瞿海源等先生很有前瞻性地推動台灣社會變遷基本調查，近三十年來為台灣社會留下極其寶貴的記錄，記錄了台灣社會變遷的軌跡。我有幸參與，且我的研究成果受益於這個為學術圈和社會之共善，所產生之公共財。八十七年某日我接到時任中研院副院長的楊國樞先生的電話，指示我邀集關心教育的院內同仁，討論推動教育研究的可能性。有感於教育課題的論辯，實證證據極其重要，小組成員逐漸形成共識，為學術圈和教育政策建置一個豐富且具代表性的長期追蹤資料庫，譚康榮和胡克威負責起草計劃書。

為了喚起久已忘記的現場感，我們團隊在一所國中實地跟著學生一起上課兩個星期：從後面望去，從球鞋分不出男生還是女生；理化老師拿著很長的棍子，誤以為是「班法」工具（中毒太深）；聽自學班孩子們朗誦「母親」時，努力控制眼淚；一排跪在後面的學生，問我們可不可以常來，不要事先通知，這樣可能會少打些；臨走時，學生製做了一張滿滿祝福的大卡片。這所國中的師生讓我們感動。我要特別謝謝楊國樞、朱敬一和王汎森三位先生，都在TEPS計劃有斷炊之虞時，在他們職權內，提供經費支持。我謝謝曾參與過的學界同仁，無私的奉獻，因為TEPS是由無數的測驗和問卷會議組成的：學生問卷、老師、家長、校長等等。

有時長達八小時的會議，坐太久了，或站、或坐，甚且在會議室裡走動。綜合能力是由黃敏雄和譚康榮領軍，從無到有，其間實驗設計的複雜，我們都不斷將研究所時唸的準實驗設計搬出來再看一遍，深怕做錯。問卷和綜合能力測驗只是這個計劃的一小部份。問卷和測驗不會自動轉成資料，而抽樣上的挑戰，還比不上田野資料收集。TEPS一年要面對的是539所學校的2300個班級，近四萬名學生和家長以及六千多位老師，我們得學習倉儲管理、開發資料輸入的技術、空間安排，為著經費問題，一趟趟的在審查會議溝通、說明、簡報。我很自豪地說，到民國九十二年我們就對外釋出了第一批資料，不需要透過我或團隊成員，就可以運用這些資料，公共財。一直到九十六年我們的孩子們高中畢業之時，釋出了近400個資料檔。這批是二十一世紀第一個十年的國高中生、他們的家長和老師。TEPS記錄了他們從十三到十八歲的生活經驗。

民國九十年九月十四日，我搭上九一一之後第一班可以離美的班機回到台北，TEPS的訪員訓練在風雨交加中進行。十六日送走了最後一批訪員搭上火車離開台北，在風雨中安靜地在家享受晚餐。沒料到，那晚是在搬東西中度過的。第二天清晨我們帶著小包包棄家而逃。慌亂中，將車子開入水中，頓時熄火之時康榮告訴我，TEPS問卷已送入中研院活動中心地下室。我站在那裡，已分不清是淚水還是雨水。從歐美所康榮研究室，焦急地往外望著四分溪的滾滾濁水，待稍退我們忙不到活動中心詢問。當櫃台留守同仁告訴我差十公分就進水時，哈利路亞之聲，同時從我們口中發出。也就是說，中研院因此次水患損失慘重、康榮和他們同事們在所裡洗書、我在家清理污泥、印刷廠的機器和倉庫同時泡在水裡，三、五個月無法復原，如此兵荒馬亂之際，TEPS仍然可以如期進行。我讚歎，我感恩。

豪情依在

這三十一年的時光，從前輩身上學得很多。

民國六十九年回台的第二年，我沒有拿到國科會獎助。心情的沮喪，可以想見。那段時間，連進到所裡也快步閃進研究室，大有閉門反省的意味，也不好意思和同事談。陳昭南先生更關心地問我得罪了誰。當時社會學門召集人是葉啟政老師。葉老師愛護後進，打電話來提醒我不可一魚兩吃，已經獎助過的成果，不應再拿出來申請。我尷尬中仍心存感激，他大可不必打個電話告訴我不過的原因。因他的來電，給我機會辯解，我並沒有用那篇論文或是論文的前身申請過獎助。我不知道他是否接受我的說明。當時的制度沒有申覆機制，沒拿到一年的獎助，明年再申請就是了。這個經驗，其實比起收到三言兩語或雞同鴉講的退稿函，算是小場面。忍耐之餘，想起老美老師的話「博士班訓練的一部份，就是訓練如何吞下挫折」。我也等到即將退休，才把這件事拿出來消遣自己，順便鼓勵仍在江湖行走的年輕同事。

最覺對不起的是張承漢老師。民國七十五年我已經答應張老師回到台大社會系任教職，但因中研院民族所徐正光先生的邀請轉所而食言。我謝謝徐正光先生適時的安排，以致於我有勇氣留在台灣，至於對張老師，則無以為報。學界前輩，特別是病榻中的震東老師、甫過世的Lucie，以及在美的林南老師和東海的老古（古鴻廷教授），他們燦爛爽朗的笑容和真誠無私的分享，在我學術研究生涯中留下深刻温暖的印象。

過去我在不同的崗位上盡心全力，留下些許腳印，也享有飽足的喜樂。

手中仍有許多待完成論文之際，我選擇退休，竟有笑傲江湖的輕鬆和快樂。腦海中浮起黃霑的「滄海一聲笑」的旋律：誰負誰勝出天知曉。我相信，我的未來，會比過去三十年更為豐富、喜樂和有意義。